在莫谈国事和被噪音裹挟之间

上周中美两个大国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向。 一是中国央媒的第三次分配和房产税正式出台，将民众团结在均贫富的大旗之下。99%都认为这是共产党在实践它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理念。至于是造成第二次文革式的人间悲剧还是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的社会。类似张维为，金灿荣这样的鼓吹者，只是像李斯指鹿为马一样令当权者更加有恃无恐的执行其愚民政策。这一点可以参照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或者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或者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现实。 二是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结束它对这个帝国坟场20年的昂贵的占领，它在阿富汗的代理政权在三周之内被塔利班武装颠覆。美国民众经历了第二次西贡时刻。 从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中叶将美国的民主制度视为法国大革命的灯塔，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彻底丧失道德制高点，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空心化所导致的国内矛盾。美联储的货币超发，政府与华尔街金融寡头的媾合，白人左派精英化与民众利益的分离。Jeffrey Sachs 2018年的书《A New Foreign Policy: Beyo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就已经预言了美国霸权的失败。或者参考《罗马帝国衰亡史》。 这两个看似截然相反的转向：一个是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民营经济的全面收割，一个是帝国主义在道德和现实层面的颓像毕现；背后却是同样的：资本-民族-国家的三元怪圈。 尽管古圣先贤们已经无数次演绎过这三者之间的因果循环，历史却再次陷入了同样的死循环。 此时作为一个渺小个体，我只能在美学和宗教中寻找些许的慰藉。